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却养育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创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GDP。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已上升为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下，长江经济带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部分地方发展方式粗放、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国家对河流生态修复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深刻教训，或可为我国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参考借鉴。

全球九大流域中与长江流域在自然条件、生态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相近的是密西西比河、莱茵河、多瑙河、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这几大流域都曾经因过度追求短期效益，忽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导致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长江流域与其相似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流域社会经济相似性。长江流域与前述4个典型国外流域在空间权属、流域面积、社会发展和自然状况方面有很大相似性。

二是流域问题相似性。生态系统格局方面，4个典型流域与长江都面临或曾面临生态服务功能退化问题。流域机构职能发挥方面，都曾经因流域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治理与管理各自为政，从而缺乏在流域尺度和生态系统层面的系统统筹。生态保护修复方面，都曾缺乏将保护修复措施和目标管理相结合，导致对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生态系统弹性恢复考虑欠缺，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效力。

国外典型流域治理主要做法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流域生态修复目标的多元化。21世纪初，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着深层依赖。近年来，为了平衡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欧美的流域规划日趋走向多功能一体化。目标界定与评价体系不仅综合了水质、水量、水生态以及社会需求，还兼顾水资源开发、水环境保护以及流域内上下游左右岸协调发展，确保实现生态稳定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二是流域生态修复措施的再自然化。流域生态修复由早期注重实施大规模灰色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走向强调分散的小规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十分注重在营造基础环境时，让生态系统在实施低影响的生态工程措施后自我修复。三是流域生态修复参与主体的公众化。流域生态修复早期由专家单一决策，近些年越来越趋向于跨学科共同协作，并逐步增强公众参与。四是采用象限法则确定生态修复优先级。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认识到，以流域为单元的水环境管理模式对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十分有效，并开始在流域内协调各利益相关方，从而解决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五是统筹城乡及自然要素确定功能分区。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根据城市化程度和自然要素的差异，制定流域保护与发展规划。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空间利用低效，且城市化进程复杂，流域内不同地区可能正经历国外流域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对国外的借鉴既要有整体认识，也要根据具体地点和问题以及发展阶段区别对待。综合看来，国外流域生态修复经验对我国有如下启示。一是确定问题优先级，分批分重点制定策略。流域国土空间整治修复需要对问题确定优先级别，分批分重点制定不同的策略。二是构建多元功能一体化目标界定与评价体系。我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及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在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已经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流域问题不能只聚焦在单一问题上，而应该考虑多功能系统整治，构建一个由“核心问题+生物多样性+社会服务”的多元功能一体化目标界定与评价体系。三是实施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的区划。长江经济带应建立基于森林、草原、湿地等不同自然要素差异的流域分析区划。四是建立完善的“监测、评价、规划”循环体系，强化科学治理。用监测为评价提供数据，同时监督流域规划的效果，用评价直接指导规划，用评价指导科学治理。五是构建长江流域生态产品内循环，以水循环带动生态产品循环。长江生态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流域统筹。